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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星《新谈艺录》(074 ) 书法与歌曲是姊妹艺术

一壁残阳 2020-06-27 08:26:00

原标题:韩星《新谈艺录》(074 ) 书法与歌曲是姊妹艺术

韩星《新谈艺录》(074)

书法与歌曲是姊妹艺术,虽然门类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,都跟文辞紧密关联。歌曲为有情感意义的文辞谱曲,用歌唱的方法向听众传递文辞的情感意义。书法也一样,用毛笔书写有情感的文辞,用书法让观众欣赏文辞的情感意义。

书法主要靠笔画的质感来完成对文辞情感的融合。还是举天下第一、第二行书最容易把道理说清楚。《兰亭集序帖》表达的是文人雅集的愉悦以及对时光流逝、生命无常的感慨,书家情绪稳定,虽有波澜,但不迭宕起伏,以行书为载体,书写过程“不激不厉,风规自远”(唐孙过庭语)。也就是说,每一笔每一画都有法度,不刚硬也不柔软,结字不拖拉也不迟疑,没有丝毫的火气或躁动,稳定流美的书法与文辞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。《祭侄文稿》则正好相反,(下略)。

陈礼勤:《自觉创作内容与形式契合的作品

——从2019年湖南卫视〈歌手〉 

节目第七期排名谈起》。 

《中国书画报》2019年4月17日  

俗话说,七分画,三分裱。书画装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部分,也是中国书画特殊的展示方式。

中国书画以水墨为主,须使用渗水、晕化效果好的轻薄材料,宣纸和丝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笔墨不断选择的结果。这些画材都很轻薄,难以直接展示,若不装裱,除褶皱不美外,还可能出现虫蛀霉污,受潮结饼,导致彻底毁坏。装裱就是把创作好的字画通过加一或多层纸、绫绢等材料,进行加固、衬托、美化,所用材料都经过防霉、防蛀处理,目的是强化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和审美效果。装裱就是“提新扶旧”:对新作,起到平整、衬托、美化的作用;对旧字画,起到修补、重生的作用。

肖敏:《中国字画独有的装裱艺术》。

《文摘报》2017年12月2日  

卫铄(272—349),东晋女书法家,传为王右军(王羲之)之师。名铄,字茂漪,河东安邑(今山西夏县)人。汝阴太守李矩妻,卫恒从女,世称卫夫人。工书,楷书尤善,师钟繇,妙传其法。王羲之少时,曾从她学书。《笔阵图》一篇,旧题卫夫人撰,后众说纷纭,或疑为王羲之撰,或疑为六朝人伪托。

积攒了多年的书法理论,说到底,都似乎在围绕着卫夫人,这位东晋少儿美女书法老师的话打转转。所以,我们不妨穿越回去,看看传说中的她都对王羲之说了什么。

她告诉王羲之,书法没有多么神秘,你只要把“点”写得像“高峰坠石”就行。

一块石头在山顶,似乎要坠,但是还没有坠下来的样子,就是“点”。如果真的坠下来,稀里哗啦,那就乱套了。她还说,写“一”,要像“千里阵云”,一横过来,要像洱海上空的白云。……“竖”,要像“万岁枯藤”这般;……“弋”要如“百钧弩发”;……而“崩浪雷奔”,这就是“辶”里那一捺的节奏了。

最原始的书法道理告诉我们,字不是练出来的,而是悟出来的。

刘宏伟:《〈笔阵图〉的“真传”》。

《中国文化报》2018年9月23日  

字要写好,首笔与第二笔非常重要。

先说首笔。孙过庭《书谱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:“一点成一字之规。”这句话非常简练地揭示出了每字中首笔的重要性,“一点”既应包括基本笔画中的点,更可理解为落笔刹那形成的墨点,所谓“触墨成形”是也;而“成一字之规”,就更有深意所在,此规既指笔画所属书体的规定性,比如篆、隶、楷等,自有本体特质所在,也指每一书体中属于各家各派的具体内涵,比如欧柳颜赵、苏黄米蔡,落笔就已见分晓。同时,此“一字之规”,还包含了笔画的组合规律,也即结体特征,比如是宽博还是聚敛,是空灵还是繁密等等。这在第一笔入纸之际,实际已经成竹在胸,落笔伊始即朝着既定的用笔、结字乃至韵味这些规定性而徐徐展开。

因此,历来书家极度重视首笔,这也正应了一句俗语:“行家一出手,便知有没有。”出手之际,精气神贯注的一刻,自然是包括书法在内的,所有艺术的创作皆不可或缺。

再说第二笔。一个字无论笔画多寡,都依笔顺渐次书写,最终聚合成形,而历来少见书画家提出重视第二笔之观点,今特捻出,意在强调第二笔与笔势、布白相关联的话题,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。

从布白的角度来看,有了第一笔,第二笔在何处入纸,亦有一个空间问题,此空间属于整体架构的一部分,更是所有空间基本大小的依托,在笔画讲究排叠的篆刻章法中,更见出第二笔的重要性。……第二笔书写如何确定最佳位置,实在是每一笔架构的关键所在,它是所有空间的基础,书写时切不可大意。

由第二笔,我们可以联系古诗中的起承转合、先起后承,承前启后是时间观,承上启下是空间观,虽说只是其中之一,却非常重要。……关于“承”,欧阳修在《笔说·峡州诗说》中说:“若无下句,则上句何堪;既见下句,则上句颇工。”由此可一并会意“承”在书法结构中所起的作用。

如果说人生第一步很重要,那么第二步也不可轻视,因为迈出第一步决定人生方向,而第二步如何迈出,则决定人生的格局。

许传良:《一笔走乾坤,两笔定格局

——漫谈书写前两笔》。 

《中国书画报》2018年11月14日  

王铎出身寒微,在河南连年的饥荒和大旱中艰难地活下来,中进士之后与倪元璐、黄道周一起被称作大明王朝的“三株树”。

王铎在入清之后,到其61岁离世,最后7年是他人生最为空虚、苦闷的时期;但这最后的7年,他在日日呼酒卖醉中,竟然创造出中国书法的又一个高峰。

风行雨驰的狂草书法,当然是排遣内心压抑的最好途径,然而王铎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开创出魏晋以来全新的视觉面貌,主要得益于他深厚的书学修养,对书法的深刻理解。他从16岁写《圣教序》开始,一生将“二王”作为摹写对象,并提出了“书不书晋,终入野道”的响亮口号。

王铎所说的“怪”是一种对雄浑、伟岸、凛然大义的气象的追求,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理想人格的一种构建。

黑择明:《用草书对抗命运无常》。

《文摘报》2017年9月30日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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